新冠伤害后的社会：脆弱、缺乏信任无法从危机模式中解脱出来

  四年前德国诊断出首例新冠病例。社会研究人员现在正在寻找新冠病毒留下的痕迹。他们发现民众变得脆弱、缺乏信任，无法从危机模式中走出来。

  2020 年1月27日星期一，德国在慕尼黑首次诊断出新冠感染。 之后很多人不同程度地忍受了距离规定、接触禁令和社会封锁。实际上，为抗击病毒，新冠政策起初是受到支持和鼓励，随后出现了争论、，直至越来越频繁地诋毁。 “因为新冠病毒”而与他人闹翻的事情比比皆是。

  尽管现在大流行已结束，但许多人还是感觉它产生了影响，集体紧急状态已经改变了个人和社会互动中的一些东西。

  在莱布尼茨社会科学研究所(GESIS)工作的Lydia Repke从2022年开始一直在“LoneCovid”项目中调查德国社交网络在大流行期间及后续发展的情况。 这是一项针对德语人口的定期代表性调查。 159 名测试对象被要求说出最近接触过的20人的名字，并提供有关每个人的更多详情信息。 他们还被问及在大流行期间与谁断绝了联系。

  该项目在2023年底得出了初步研究结果。大约 77%的测试对象在疫情期间建立了新的关系。平均每人多了3.8个联系人。62%的收房的人说平均减少2.6个的联系人。

  Repke总结：“因为接触不能一对一作比较，这些得失不能简单加减。”由于人际关系的不同质量：有些人感到压力，有些人感觉获得支持。评估显示，他们失去的支持性联系人远多于获得支持性联系人；另外，新结交的人并不是很近。“在大流行期间失去的联系人比新增的人更重要。”根据调查，人际交往增多主要是工作同事。

  被调查人还说出他们失去联系人的原因。 最多的原因是死亡(并不全是因死于新冠），或搬家。第二大原因竟然是因为新冠病毒！很多朋友反目！ Repke解释，“朋友不同于亲戚或同事，是个人选择的，断交更容易。”

  贝塔斯曼基金会的社会研究员Kai Unzicker解释，“认为他人会按照自己的预期行事，并且思考和行动与自己相似才能建立信任。”私人间的争端往往会改变社交中的信任带来的互动！在疫情期间，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封锁或疫苗接种，不要说陌生人了，就连最亲近的家人和友人在基本问题上的看法也会截然不同 。“当屡次和这些人的观点截然相反时，人们就会变得更谨慎而充满疑虑。

  贝塔斯曼基金会定期对数千名参与者进行的社会凝聚力调查中不难发现，人们正在普遍丧失信任。在疫情爆发的两年里，凝聚力受到了损害。目前有28%的受访者不再赖任何人，这一比例是新冠之前的两倍。2020年夏天，只有五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人们之间没有相互照应，但到2022年，这一比例超过二分之一。

  Unzicker 解释：疫情来袭时，民众极度不安，于是表现出极大的团结。社会凝聚力比新冠之前还要强。但感染浪潮袭来后，进入到紧急状态，个人利益开始凸显出来：父母担心自己孩子，企业家担心生意，公民担心自身的权利。

  Unzicker 说，“2020年冬季，84%的德国人认为新冠疫情给社交互动带来了巨大压力； 两年后，该值保持不变。 戴口罩的要求还没有完全结束，又开始争论天然气管道。 人们从一种压力状况转向另一个压力状况。 社会生活没获得正常化的喘息空间。”他评论目前的社会现状是，容易翻脸、疲惫不堪，且没办法摆脱危机模式。

  “更多共同点”（ „More in Common“ ）组织为确定德国人之间的关系还做全面的调查和采样。研究人员根据人口的特征价值观和观点，确定了六种社会类型。

  研究人员还总结了一幅被新冠大流行削弱的人群画像。疫情过后的人们陷入了通货膨胀，感觉社会慢慢的变自私和不公平。研究人员发现，在六种社会类型的人中有这种感觉的不再只是批评体制的“愤怒的人”和梦想幻灭的”失望的人”。进步的“开放型”和以成功为导向的“务实型”以及“参与型”和“建制派人”都有不满情绪。 要知道，这些人群以前都是构成“社会稳定者”群体的人，都是自信、有建设性、具有着强烈公共意识的公民。

  研究清楚地表明，国家危机不能成为社会粘合剂。新冠大流行和通货膨胀都是两个孤立的但却能影响每个人的事件。 62%的人表示物价上涨让他们更了解其他人的生活条件和问题，但只有18%的受访者认为通货膨胀会让德国人团结起来。

  另一个让人不解的研究结果是， 近三分之二的人声称经常会考虑凝聚力；但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认为大多数德国人会这样做。

  项目负责人Laura-Kristine Krause 认为这可可能是德国人对自我和他人认识的“感知差距”，她说，“大多数人对社会状况的关注比我们所认为的要多。”为此德国人非常容易就会错判局势，60%的受访者认为社会相当分裂。

  实际上，德国的社会科学家一致认为：社会凝聚力确实有所恶化，但不存在什么社会分裂。贝塔斯曼研究人员 Unzicker 表示，德国自统一以来，价值观几乎保持稳定。到目前为止的社会凝聚力损失的变化并不显著。德国目前遭遇到的与其说是凝聚力问题，不如说是认知问题。但这也会造成损害。

  Sinus市场与社会研究所负责人Silke Borgstedt 称， “新冠大流行是对未来危机的一次彩排。”人们第一次重视某些措施如何干扰自己的生活和行为，以及自己比其他人的限制更多或更少。 这种关注度和不断的比较构成了社会辩论。 针对建筑能源法和农业补贴的争议也是如此。

  Borgstedt认为，新冠疫情引发的另一场冲突是对变革的恐惧。年轻、进步的人们将当前的危机视为推动几乎所有社会领域变革的契机: 流动性、工作、数字化、能源等诸多领域。这也导致旧的、保守的人们越来越感到被抛在后面，或者担心自己将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

  “更多共同点”研究显示：恰好一半的受访者认为当前的危机是解决国内重大变革的机会。另一半则希望德国的情况回到2020年之前的状态。

  研究项目负责人Krause表示，当前的许多争论本质上都围绕着这一冲突。她认为，“这是关于社会变革被视为积极还是消极的基本问题”。认可这两种立场有助于拉近两者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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